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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

以读书研学作为个人修行的重要途径曾国藩以“匡时救世”创立功名事业,以儒家思想作为其立身之本,因此,他一生注重封建德行的修养与他一生读书修业是分不开的。进德与学问就成为他完善个性人格的两件大事,同时又是合而为一的,终身与其事业相伴。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

子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盖可恨,故私心立警,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一生最大长处,就是言行一致,既然立誓不发财,便须节检自等,不可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且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率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读书考试,科举功名,这是士人学子的最高追求。相信这种目的论的人,最终仍只是看到了读书可以带来的世俗好处,因此读书受激励的动力仍来自于书本以外的功利目的。在此,曾国藩则又是一个例外。他在家书中多次谈到:科举功名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中举足以让长辈欢喜,是因为做官可以奉养双亲。读书走科举之路无可非议,但读书的最终目的不在中举。读书的根本是要在伦理上用功,在诗文学业上用功。

曾国藩在给他几个弟弟的信中谈到读书的目的,他写道,我辈读书,只为两件事:一是修身养性,包括诚心、正己、修身、齐家,以求无愧于父母;二是精研学业,包括学习诗词文章及其作法,以求保护自己。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功名之中、之外、之上,极其看重进德修业。及至晚年,权第四省,位列三公,封候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便很能说明问题。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浦除改徙之时,忧愧易已!

是日席中怅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成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行下,以其卓辈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待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煮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怒,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迁,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主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断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助而助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谢议在后,亦毅然进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像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他是一个理学家,因而他的读书目的也没有超出一般理学家的范围,那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桂林网络公司 曾国藩认为,读书可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他说,人的气质,是先天生成的,本身是难以改变的,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曾国藩对此深信不疑。当他看到纪泽的字曾深有感触,说他近来写的字总是失之薄弱,骨力不够坚劲,墨气也不够丰膜饱满,由此他想到了他的字和他的行为举止患的是一样的毛病,那就是不够持重。

是不篇整常这一毛病呢?曾国藩劝纪泽多用颜体和柳体,并jiao教他用y油纸摹写(郭家庙)、《琅牙碑》、《玄秘塔》这样的名帖,天天留心,专门从厚重两个字上下功夫。不然的话,字质太过单薄,人的气质也因此而更加轻薄了。

曾国藩自认为才智钝拙,但由于他能立志勤学,终成为清一代显赫人物,这实在是他力学的重要证据。

曾国藩说过一句极为精到的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意思是说,读书体味得深的人,面容自然纯粹、滋润。这句话不是一般的能说出来的,必须观察很多人,理解很多事,尤其是对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有种透彻的领悟力的人才说得出来。曾国藩不愧为灵气与神气兼备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心智高度集中的人。他的心地单纯,洁净,一切世间的杂事、琐事和烦心事都被他抛在九霄云外;至少这些事不经过他的心灵,也就是说他不为这些事所搅扰,所纠缠。唯一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是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境界,这境界构成了对外物的排拒力,于是他才得以守候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修炼、陶冶或者燃烧;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真犹如天仙一般。

由于心智的高度集中,因此他的精神和肉体得到不断的积聚,他的精气没有一丝一毫地涣散,他一天比一天充实、丰沛和完善,日有所得,月有所获,年有所成。久而久之,在他心中便养成了一股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又作用于他的身体,使他的生活有理、有序、有节。所以,读书体味深的人,一定是身体健康的人。

读书体味得深的人,一定是淡于功名的人。要使桂林网站建设一个读书人淡于功名,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多少人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呢?人们读书总有一个世俗的目的,甘于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了。人一旦有了功名心?就难以超脱,总是有这种或那种烦恼与优愁。

而这种情绪对一个人身体的损害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大,他又如何能“面自粹润”呢?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不能没有一点功名心,问题是要“淡”于功名,要放得开,看得远,以不影响人的心绪为度。

读书的真正乐趣就在书本中,你从读书中获得启迪,发现与创造,也许一本书说出了压抑在心头而一直得不到发泄的话,总之,这些话说到了你的痒处、痛处和伤心处,你一下子被照亮了,于是你怡然自得、拍案击节甚至涕泗横流。

有了这份心性,你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才能超然物外,有所发明或者建树。苏东坡就属于这种人,他有一首诗写道:“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对此曾国藩极为欣赏,他反覆吟咏,并且增添数语:“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曾国落认为:自西汉至今,读书人作学间约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词章之学。各执一端,互相延复。我私下以为,义理之学学间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词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之学,我没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以为,欲读经书史学,就应该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而不会心绪杂乱。

读经、读史、该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按我的话做。不过这些也仅仅是对那些有远大志向的人说的。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事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自事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

曾国藩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染的文人,为传统文化中所传达出来的微言大义所折服,而且将自己的一言一行纳入这种文化规范中进行检验。他不仅自己这么身体力行,还教导他的兄弟和子女也这么去做。在《曾国藩全集》中,我们随处都可看到传统文化在他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有时是对一首古诗激赏,有时是对一个字的钩沉,有时是对一句名言的阐释,有时是对一个圣人的整体风格的领悟与评说。正是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和综合吸收,才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一个道德文章功业显赫一世的人,一个具有巨大文化价值和魅力的人。

曾国藩平常最喜欢读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他一遍又一遍地读,好像得到了一种喜欢吃的菜肴一样,乐此不疲。他之所以欣赏它,就因为它境界高迈。

曾国藩把读书明理还作了透彻的说明,他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实易色’一章,则知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答刘孟容书里又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养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这实是明达惊辟之言,一般读死书的人们应该知所惕亏!

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曰“通儒”,一曰“俗儒”。曾文正公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世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

现在朋友愈来愈多。讲身体力行的,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研究经书探求道理的,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技艺用于表现古人的“道”的,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向大神态安详,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任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是张筱浦的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年中举任翰林)、吴莘奋(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这四君子,都是听到我的名声先来拜访我。

虽然造诣有深有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心平平庸庸的人。京师为人文渊藏,人材济济。不去追求则无,愈去追求愈多。近来听得可交朋友的人很多,我不打算先去拜访别人,恐怕那样做只是标榜虚名,于己不利。求友以匡正自己的过失,这是最大的益处;标榜图个虚名,这是最大的损害。天下有益的事中,即有足以造成损害的因素在里面,不可不分辨清楚。

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干余字,真奇才也。子寿戊戌年才开始学写文章,而六年之中遂做出大学问,这是天分独绝,万不能学到的。诸弟不必震惊,我不愿诸弟学他,但愿诸弟学吴世兄、何世兄。吴竹如之世兄现亦学民峰先生写日记,谈论有规矩,行为有法则,其安详自得的样子实在可爱。

何子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习书本。三百六十日,除作诗写文章外,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是有恒心的人。故我从前限定功课教导诸弟,近来写信,从不另开列课程,只教诸弟有恒心而已。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有志向则断不甘心平平庸庸;有见识则知学海无边,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断没有不成的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是一下能达到的,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是诸弟自己努力的事。

《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称得上宏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间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间的人少。例如顾、阎并称,顾炎武为自己做学问,而间若玻则是为让人认识做学问。再有江、戴并称,江永为自己而学,戴震则免不了为被人认识而存在。又有段、王并称,王念孙为自己。

段玉裁则免不了为让人所见而存在。还有方、刘、姚并称,方苞、姚肃为自己,而刘大穗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在那些仕述顺达官位高居的人中,如李光地、朱轼、秦感田,为自己而学的人占多数,但纪昀、阮元则免不了为让人认识而存在。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备加珍惜。为他人而读书,心中总有一个别人,十分在意自己的所得所见以及这种所得所见是否会产生影响?是否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共鸣?

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他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他的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他自己,他是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不用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没有关系;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是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地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狠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终成一代大思想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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