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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历史城区的魅力

大三巴牌坊上的两个铜像曾被取下来进行修复(刘娟娟 摄)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发自澳门)

青灰色的大三巴牌坊前,熙熙攘攘的游人找寻着各种角度拍下“打卡”照片;暖黄色的玫瑰堂外,人们一边坐在小广场上歇脚,一边为嵌在教堂正立面的门窗而着迷;薄荷绿色的岗顶剧院里,乐队的演奏声袅袅;黑白斑驳的郑家大屋,以其经典的岭南建筑风格,将游人思绪从异国情调中拉回,走进去却发现仍不乏中西合璧元素;赭红色的妈阁庙里,香火不断……从大三巴向西南行至妈阁庙,走过澳门这片历史城区,仿佛参加了一场明亮欢快的色彩派对。

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包括8个广场前地和22座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1个世界遗产。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穆欣欣说,“这些广场和建筑,包括西式教堂和中式庙宇,是澳门多元文化最直观的体现。作为欧亚文明的交汇点,澳门长期实践文化多样性,因而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优势。”

近年来,在特区政府及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澳门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悉心呵护,持续散发着熠熠光彩。

大三巴牌坊,实为圣保禄学院附属教堂的前壁。教堂几经烧毁重建,在1835年经历最后一次火灾后,只剩下前壁和地基。仔细端详大三巴牌坊沧桑、忧伤而伟岸的身躯,除了满眼的巴洛克式天主教元素浮雕、铜像,还能寻到中国的石狮、汉字以及日本的菊花雕刻等元素。这些多元文化融合的符号,是大三巴修建历史的印记。

400多年前,葡萄牙人主持修建的这座教堂,由意大利籍耶稣会神父斯皮诺拉设计,由日本工匠实施修建。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禁止天主教传教,大批日本教徒漂洋过海遁世于澳门,住在如今大三巴牌坊后面的茨林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为圣保禄教堂的建设者。斯皮诺拉神父没能等到教堂建成,便被迫害致死。日本工匠将其面部雕刻在了教堂前壁侧面顶部,以告慰神父之灵。如今,教堂后面的地下墓穴藏有斯皮诺拉神父的遗骨和衣服碎片,以及日本殉教者的骸骨。

特区文化局文化遗产厅文化遗产保护处主管陈鹏之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正是由于这段历史,来到澳门,西方游客最感兴趣的往往不是大三巴,而日本游客的首选一定是大三巴。”

大三巴牌坊嵌有7座铜像,其中下方最右一座是圣瑞斯。据称按天主教传统说法,圣瑞斯能保护信徒不得鼠疫。陈鹏之对记者说,澳门历史上经历过长时间的鼠疫肆虐,因此修建者将圣瑞斯的铜像与三圣像、圣母像及其他传教士铜像一起嵌于教堂前壁上。

大三巴牌坊右后方哪吒庙的修建,也与鼠疫有关。陈鹏之说,有一年鼠疫非常严重,村民认为信奉哪吒便不会患鼠疫,于是就从大炮台山后面的哪吒庙里请了个分身,于此处修建了哪吒庙。记者寻路过去,发现眼前的哪吒庙只有小小一间,却香火旺盛。桂林网络营销

大三巴与哪吒庙,是澳门多元文化融合的缩影。走在这片历史城区,穿梭于中西方历史文化之间,满眼所见,无论是西式教堂、住宅,还是中式庙宇、大屋,都是成就这片历史城区作为世界遗产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历史建筑,有的将其原始功能延续至今,有的则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

从大三巴向西南,步行十几分钟,穿过弯弯绕绕的街巷,便被眼前一栋主体为薄荷绿色的建筑吸引。在周遭黄色建筑的映衬下,白色线条形立柱、侧面成排的墨绿色拱窗及中式红瓦屋顶又为这栋建筑增添了几分典雅别致。这栋抢眼建筑便是岗顶剧院,它建于1860年,原名为伯多禄五世剧院,是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一个半世纪以来,这里各类演出不断,不仅留下了昔日葡人休闲娱乐的痕迹,也为如今澳门的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了载体。

走进岗顶剧院,穿过高垂着古老水晶吊灯的前厅,掀开红色布帘,只见舞台上一支乐队在进行排练,悠扬的乐声溢满整个红色大厅。剧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支澳门本地乐队当晚的正式演出免费向公众开放,而这类演出常年都有。剧院坐席并不多,观众无论坐在一楼后侧还是二楼,都能看清舞台上的表演,而整个剧院雍容典雅,并不显得局促。这样科学的设计,在当今现代化的剧院当中也是少见的。

从岗顶剧院径直向西南步行不到5分钟,转角便能遇见澳门中式建筑与西方元素融合的典范——郑家大屋。这是一处类似广州西关大屋的院落式大宅,它不是以中轴线对称而建,而是依地形而建。整体建筑以中国传统的青砖为主要材料,内部为梁式木结构,厅堂凿有天井,而室内天花的处理、门楣窗楣的式样、外墙的抹灰等又处处体现西方元素。

郑家大屋始建于1869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郑观应在这里编成《盛世危言》一书,提出从政治、经济、教育、司法等诸方面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今,漫步于郑家大屋,细细品味,便能感受到主人家昔日的繁华,以及澳门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得天独厚的魅力。

2001年以前,郑家大屋还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模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郑家后人分居各地,各自发展,郑家大屋多处空闲,被分租出去,一度曾出现300多人一起在内居住的“七十二家房客”景象。大屋长期没有进行整体维修及改建,所幸建筑物整体保存了下来。2001年,特区文化局接管大屋,并开始按建筑原貌进行修复。

陈鹏之向记者介绍,文化局秉持原真性、全面保护、最少干预、可识别、可逆等5项修复原则,历经8年,让郑家大屋昔日面貌基本得到恢复。

文化局在修复工作中,注重探究建筑物的原材料,包括室外地台、室内木料的材质等,修旧如旧,力求呈现郑家大屋原貌,实现了原真性原则;除主房区外,郑家大屋的门楼、大花园等附属建筑和空间也得以保留,实现了全面保护原则;郑家大屋余庆堂里面的抹灰线虽已损坏,但因原技术失传,便不再使用新技术复原,这是最少干预原则;文化局在修复过程中,将原有构件与新构件加以区别以便辨认,并采用合宜方法使新旧构件能够相互协调,这是可识别原则;由于入口门楼暂未能考证原貌,现设的询问处是可拆除的,这是可逆原则。

此外,陈鹏之告诉记者,对于郑家大屋内部设施,文化局是按照郑家后人的口述进行布置的,其中很多家具、物品来自于郑家后人的捐赠。因此,今天游客所看到的郑家大屋,已经十分接近原貌。

同时,为了不破坏建筑原貌,文化局并未在郑家大屋里设立郑观应纪念馆,而是将其设立在旁边一栋建筑里。

大三巴旁的一条彩色小巷近年来成了“网红”,这条仅有50米长的小巷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恋爱巷。暖黄色和粉红色的墙配以墨绿色和暗红色门窗,散发着温柔气息。小小的恋爱巷里竟然有一个电影院,与小巷一样,也有一个浪漫的名字——恋爱·电影馆。

与郑家大屋的修复模式不同,恋爱·电影馆的修复是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恋爱·电影馆是一栋西式小楼,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本是一处私产,经过与业主协商,文化局负责出资对小楼部分空间进行了加固改造,将此前曾作为学校的大厅变成了电影放映厅。

陈鹏之说,“对于这栋建筑的保护,最重要的就是墙体的加固,而电影放映厅需要好的隔音效果,于是修复人员在厅内墙皮外面修建了一层隔音墙,可谓保护与实用一举两得。”

恋爱·电影馆小小的放映厅仅有60个座位,像建筑外观一样五颜六色。这里是澳门首间艺术电影院,专门放映文艺片。陈鹏之和同事们闲暇时经常来这里看电影。

《环球》杂志记者自恋爱巷出发,绕过几条小街,偶遇一栋招牌上写有“德成按”字样的老宅。德成按原是一座典型的当铺建筑,建于1916年,属于私人物业。当铺自1993年结业后一直空置,2000年业主有意将其出售并改建,特区政府主动与业主接洽,并商定由政府出资改建。修复工作完成后,政府将其底层及货楼改建为典当业展示馆,而当铺的其他区域及相邻的富衡银号则交回业主使用。

典当业展示馆按照民国初期当铺的形式设计,保留了前当铺后货楼的格局。记者一走进这座当铺,顿觉里高外低的柜台给来客一种压迫感——毕竟来当铺典当东西实在出于穷困无奈。陈鹏之告诉记者,原来当铺的盛行与当年的赌博生态息息相关。进入账房,里面展示着账簿、当票、算盘等物品。沿着窄窄的旋转木梯攀至当铺货楼二层,借助昏暗的灯光,能看到当年当铺所用的望排、竹排、印章等器具,以及典当业介绍等内容。

陈鹏之说:“澳门历史城区申遗成功后,不难发现一个变化,那就是‘文物’的概念逐步被‘文化遗产’的概念所取代。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保护观念的发展变化。‘文物’主要关注的是‘物质要素’,而‘文化遗产’重视‘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的结合。我们在着力保护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同时,必须重视发掘和保存其蕴含的精神价值、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无形文化遗产,必须积极探索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和有效途径。”

来到玫瑰堂时,其主体正在进行内部维护。对于这次大修,陈鹏之介绍说:“玫瑰堂的屋顶是木质的,而墙的材质是砖和夯土混合。现在这种砖和夯土的混合材质已经老化了,地下水中的盐分渗入墙体。我们在维护时,会用一种添加了特殊成分的纸将墙体中的盐分吸出来,以减少几百年来累积的盐分对墙体造成的损害。”

陈鹏之说,玫瑰堂在维护时是局部开放的,“不至于让游客什么都看不到”。因此,记者虽没能一窥这座教堂的暖黄色殿堂,但在其三层高的钟楼“圣物宝库”里领略了雕像、弥撒器具等几百件珍贵文物的风采。

不只是玫瑰堂,大三巴也需要定期“洗澡、冲凉”。陈鹏之向记者介绍,“由于大三巴牌坊的石头材质很容易被酸雨腐蚀,因此我们每隔半年就会用清水对它进行一次清洗,去除其上面的污渍和杂草。”

2017年,文化局还将大三巴右下方两个铜像取了下来,这在400多年来尚属首次。陈鹏之说,“根据澳大利亚一个顾问公司提出的修复方案,我们将铜像取下,先进行去氧化处理,再用微晶蜡为其包裹一层透明的保护膜,然后观察其长期保护效果,从而决定是否按同一技术修复其他铜像。”

每隔半年,文物局还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监测大三巴的位移、倾斜变形情况。“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不会对大三巴造成损害,就是成本太高了。目前来看,大三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情况,状态良好。”陈鹏之说。

除上述保护措施外,文物局还运用多种现代手段和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如在圣母雪地殿进行病害诊断和环境监测、利用测斜仪监测圣奥斯定堂的倾斜情况、用裂缝针对郑家大屋进行裂缝监测、通过三维立体扫描机建立三维模型从而快速准确地记录考古现场、在建筑物内安装监测药盒以消灭白蚁,等等。

从2001年起,借澳门历史城区申遗契机,特区政府开展了大量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多种渠道与民间社团、私人机构合作,促进政府与民间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推广方面的良性互动。

特区政府2001年发起“文物大使”计划,在青年学生中培养了一批热心传播文保意识的“文物大使”,他们分批带领各界人士穿行在历史建筑间,帮人们建立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同及自豪感。2004年,首批“文物大使”自发组织成立了民间社团“文物大使协会”,致力于加强针对青少年的文化遗产教育,并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帮助市民及游客深化对澳门历史城区的认识。

2014年,澳门特区《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生效,开启了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涵盖范围,不仅包括建筑遗产,还涉及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动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古遗产及古树名木等的保护。

文化局还在其官网上设立了“文化遗产全民通报站”,让市民就社区附近或生活周边关于历史建筑的状况作出通报。此外,市民还能通过拨打电台热线电话、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等方式,向政府传达自己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声音。

陈鹏之举例说,曾有市民发现业主正在拆除一处历史建筑,便将希望保留该建筑的声音传达给政府。政府综合考虑市民意见,对建筑进行了评定,认为其并不构成进入文化遗产保护清单的条件,而且业主的改建方案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之前审批下来的。因此政府最终决定允许业主继续改建,但与业主协调,让新建筑外观设计参考原有建筑风格,而业主也接受了政府的建议。

事实上,澳门很多历史建筑的业主及相关社团、机构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都非常高。

对位于路环的荔枝碗旧船厂的保护,就与当地村民的努力分不开。造船业曾是澳门四大传统工业之一,自明末清初至上世纪90年代,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荔枝碗地区的造船工艺及相关业态始自上世纪50年代,如今已荒废的造船厂沿海岸线展开,部分空间延伸至水面之上,构成人工与自然环境相融的景观。在荔枝碗地区,还有很多围绕造船工艺的产业链形态,共同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及生活演变。因此,荔枝碗村民积极配合政府,将整片旧船厂地区保护起来,作为他们共同的回忆。

得胜马路30号善牧会大楼是一处葡式风格别墅,多年来业主将建筑整体维护得很好。就在2017年文化局计划将善牧会大楼纳入文化遗产保护清单之际,澳门遭遇了台风“天鸽”的重创。陈鹏之说,“善牧会大楼屋顶出现瓦片移位及渗漏情况,虽然当时大楼还不在保护清单里,但根据《文化遗产保护法》,文化局仍对其进行了多处维修。与此同时,一些慈善团体也加入进来,帮助修缮花园、修建儿童娱乐设施等。经过修复,大楼焕然一新。再后来,大楼被正式纳入保护清单,接受更好的保护。”

不只是善牧会大楼,实际上,对于很多不在文化遗产保护清单内的历史建筑,特区政府都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保护,比如永福围。

这是一片建于上世纪初的传统中式围里居住街区,蕴含着澳门旧街区特色肌理及传统生活形态。由于年久失修、无序杂居等因素,永福围街区房屋破败不堪。目前,整个街区内原居住人员已被安排到他处,政府对建筑进行了加固处理。

陈鹏之说,永福围修复好之后,文化局计划将其发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区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示范区。在不久的将来,原本凋败的永福围将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如澳门所有被悉心呵护的文化遗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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